[主持人的话]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为指导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于今年9月21日——9月22日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中国与世界：和谐、和平”。在此主题下，论坛举办“中国发展的世界意义”、“中国学研究的现状与趋势”、“上海世博会与中外文化融合”等三个圆桌会议，展开“中国发展模式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与国际体系”、“中国文化的和谐传统”等18个重要议题的学术研讨。届时有300名中外著名学者出席，是一次高水平的国际学术盛会。
　　
　　2006年9月21日下午15：30——16：30，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做客东方网嘉宾聊天室，就“中国的和平崛起”为主题，与广大网友进行现场交流。[聊天现场]
　　
　　[嘉宾介绍]

　　郑永年

　　中国北京大学学士、硕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哈佛大学博士后研究员。曾执教于北京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现为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

    [聊天实录]

　　[郑永年]开场白：大家好！趁参加这次会议的机会，和大家有一个交流，我很高兴。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问，我会尽我所能回答大家，但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回答，望大家谅解！

　　[爱国者]问：是否能分析一下中美关系目前的状况？

　　[郑永年]答：对于中美关系，大家都非常感兴趣。现在美国提出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这个概念，我的理解是现在中国政府没有正式接受这个概念，因为中美之间有不同的理解。从美国来说，“负责任”就是要对美国负责任，因为美国现在是世界上唯一的霸权，美国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维持这个霸权的地位。美国的利益集团和美国的军方认为对己有可能构成威胁的就是来自中国，所以就提出中国责任论，就是说中国不要挑战美国。但是从中国方面来说，中国也有自己的国家利益，我们要从自己的国家利益来规定、定义这个责任大国是什么样，因为负责任的大国不只是向美国负责。中国是个大国，需要从自己的角度来理解这个责任。所以两国之间对这个责任的理解是有所不同的。从抽象的概念上来说，两国之间可以有共同的想法，因为中国确实想成为负责任的大国，美国也想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大国，但这负责任方面可能两国会有分歧，所以需要两国之间达成共识，才能有更好的合作，缩小两国之间的差异，这样对世界的和平也会有好处。

　　[尼尼]问：您现在长期居住在哪里？

　　[郑永年]答：我是中国学者，但在海外工作，我自己一直说游学，在世界各个国家游学。我在美国呆了七年，在新加坡呆了差不多八年多的时间，去年到了英国，目前在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主管研究。虽然那些地方给了我终身教授，但我自己觉得还是希望能到各个国家去多做些研究。如果在一个国家呆上一些时间的话，能学到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我觉得以前在各个国家的经历对我的学术研究很有帮助，这是书本上学不到的。另外，现在中国正在崛起，很多国家需要研究中国的政策，需要研究对华政策，像我们这样对各国的情况都比较了解的，做这种研究能对各国政府产生一些影响。

　　[佚名]问：为什么中国的收入分配得不到有效改善？

　　[郑永年]答：首先我觉得收入分配问题任何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会有，是不可避免的，只不过像中国这种情况在世界上是不太多。前段时间学术界在讨论中国的收入差异情况类似于拉美国家，也表明大家对中国情况的担忧。因为现在中国经济改革已经快30年了，近几年中国领导人也在改善收入方面花了很大精力，但收入分配方面却没有很大的改善，领导人也有所注意。

    我觉得收入差异不可避免，但要找到解决它的方法。找这个方法的前景，首先要诊断收入差异是怎样造成的，它的根源是什么。在解决问题方面我跟有些人的看法不太一样，因为很多人，特别是国内的学术界也好，国外的也好，大家注重于二次分配，要加强政府的财政能力，通过税收，把很大一部分转移到穷人一边去，我觉得二次分配很重要，在各个国家都很重要。

    但我觉得中国现在出的毛病很多是出在一次分配上，因为一次分配很不公平，那二次分配怎样做都不会得到改善。我举一个例子：如珠江三角洲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增长一直很快，但是一般工人的工资水平基本上没有变化。经济学家会说因为中国有无穷无尽的劳动力，所以厂家可以压低工资，但我觉得从这方面表明地方政府对工人权益的问题没有关注好。因为地方政府可以从地方经济发展获得很大的利益，其实就是政府与企业的利益具有一致性，但没有考虑到工人的权益，从这方面来说，我觉得国家要立法，要保证工人的最低的工资水平。

    另外一点我要提醒，中国现在有一亿多流动人口，大多数是农民工，如北京、上海、广州一些城市的最底层的工作都由农民工来做，法律上来说有最低工资制，但这些都是为城市工人规定的，不是为流动人口规定的，现在要为这些农民工有最低工资的保障。如果不能保障这部分人的最低工资，受影响的就不仅仅是这部分人，而会包括其家人。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其实在很多国家，公共服务是解决收入差异分配的有效办法。因为从理论上来说，穷人比富人更需要公共服务，因为富人可以用钱购买服务，但穷人需要这些东西。中国政府实际上要提供公共服务，这些年中国政府要转变成服务型政府，这方向是对的，但政策上还有些不完善。因为从某些方面来说，中国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是倾向于富人的，而不是穷人的。比如说在大城市，如果造公路的话，就倾向于富人。因为富人有了车就可以上路了，而如果造地铁、公共交通就是为了穷人，所以现在看中国的一些公共服务是倾向于富人的。还有教育、医疗改革产业化也是利于富人的，而不利于穷人。所以我觉得要有效地改善收入差异的情况，还要改变国家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向。

　  [chenzq]问：为什么说中国经济的发展已为当今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注入了全新的动力？

　　[郑永年]答：因为中国对全球资本主义注入了新的动力，因为我们回到马克思了，马克思说资本的本质就是扩张。那么中国为什么成为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动力呢？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中国为全球资本主义提供了庞大的市场；另外一方面，中国已经从一个资本短缺的国家转变为资本过剩的国家。这也就是这几年我们国家在提倡“走出去”的根源。现在“走出去”主要是中国资本的走出去，中国的资本跟美国、日本或西方任何国家的资本没有任何两样，都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像这几年中国资本到东南亚去，很受东南亚国家的欢迎，因为前几年，很多外资跑到中国来以后，东南亚国家会说中国经济威胁论，因为中国吸收了本来应当留向东南亚的资本，但是现在中国资本到了这些国家的话，这些国家就非常欢迎。同样，中国的资本也开始流向拉美、非洲、中东等国家和地区，这就给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注入了很大的动力。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到，资本主义往往是非常具有活力的，它也会产生负面的效果，导致国家之间冲突的产生，如中国现在的资本到拉美、非洲、中东，就导致了一些西方人所说的中国跟欧美、西方一些国家的战略冲突。中国仍然面临着怎样解决好“走出去”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

　　[地中海]问：和平崛起是需要双向度的，也就是中国的意愿和国际社会的认同，您是否认为中国会同时具备这些条件？谢谢！

　　[郑永年]答：首先一方面和平崛起这个概念的提出表明中国政府需要和平的意愿、愿望和决心。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看中国和平崛起有没有实际可能性、有没有一些机制来帮助中国的和平崛起。首先我这里要强调的是，我们所说的中国和平崛起是和以前一些大国崛起所导致的战争相对而言的，比如说德国和日本的崛起。从现在来看，因为现在中国已经具备了和平崛起的条件，最主要的就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从前很多的战争是因为那些帝国主义国家利用军事力量来向其他国家掠夺资源、开拓市场所引起的。现在有国际多边主义，如WTO等各种国际组织的存在，有可能解决中国崛起过程中所产生的冲突问题。当然，和平崛起并不是一厢情愿的，中国能不能和平崛起也是取决于其他一些大国如何针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因为从九十年代初以来，西方世界一直出现不同版本的中国威胁论，甚至想围堵中国的崛起。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做得还是蛮好的，基本上克服了中国威胁论等各种言论。所以我觉得如果中国能按照我们现在的既定方针走下去，能找到一个不同于其他西方国家崛起的模式。

　　[箭]问：和平崛起是否是以外交战略迷惑竞争对手，然后充实国力一举超越？

　　[郑永年]答：我觉得不是。和平崛起应当说是一个国家的宏观战略，而不是权宜之计，因为任何战争对任何国家而言都没有好处，中国从目前的情况来说，中国还是处于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是在崛起，但是只是经济上面比较高速度的发展而已，中国还面临着很多很多的内部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进一步发展来解决，所以中国仍然需要一个外在的和平环境。另外一点，即使中国真正崛起了，中国也不需要战争，因为现在在核武器的条件下，任何战争都会导致全人类的毁灭。所以中国和平崛起确实是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宏观战略。

　　[诸燮昌]问：崛起，总要冲破阻力。郑老师，请解释一下“和平”与“冲突”的关系，尤其是东西方的主要“撞击”！

　　[郑永年]答：和平崛起并不表明没有任何冲突，和平崛起的意思就是要把冲突控制在可加以管理的程度。比如说中国大陆跟台湾的关系，大家都认为在和台湾统一以前就不可以谈和平崛起，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比较短视的眼光。解决台湾问题需要一个动态的眼光，我提倡过台湾问题将来的解决方式有可能是“深经济，浅政治”的模式，实际上这种模式已经出现，因为两岸的经济已经高度依赖，台湾经济不可能脱离大陆而生存和发展，并且这种经济的互相依赖也能影响到台湾老百姓的意向。问题就是台湾岛内的一些台独分子。如何防“台独”一直是中国大陆的主要任务，在这方面我是觉得也是通过经济的因素来为台湾做一个“国际鸟笼”。很显然，如果没有美国，台湾就不会有独立，但是从现在的发展来看，美国显然因为和中国经济的相互依赖，不想看到台湾走向极端的“台独”，所以这方面美国跟中国有共同的利益。所以随着经济的发展，台湾问题是可以找到解决方式的。

　　[17364]问：先生的研究方向是哪一块？这次来准备谈什么问题？

　　[郑永年]答：大家在网上看到的都是我写的报纸专栏文章，但实际写专栏只是我的业余爱好，我不是职业的专栏作家。我自己大部分的著作都是英文的，大体上可以分成：研究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国际关系、全球化与国家转型、中央地方关系、互联网对社会政治变化的影响。现在正在做几个大的研究：中国和国际新秩序、中国的内部转型等。

　　[和平]问：在很多有争议的地方“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请帮助理解一下，在利益趋势下，这种合作能维持多久？这种和平能维持多久？

    [郑永年]答：邓小平先生提出这个想法是从一种动态的方式去看问题的。因为在主权问题上，无论是中国也好，还是其他国家也好，都不能退让，如果没有好的办法，只能以战争来结束。我觉得这是邓小平先生非常好的一个提法，只要是能够做到共同开发，那大家就可以把抽象的主权概念转化为具体的利益，主要是从利益的角度，那纠纷就比较好解决了，抽象的概念是解决不了的。现在出现好的情况，比如中国跟菲律宾、越南在具有一些主权争议的海域进行共同开发，这就缓解了国家之间的矛盾。

　　[长大了]问：为什么外国人会对“中国崛起”如此忌惮？

　　[郑永年]答：这里有好多原因的，一方面当然是人的本性总归想自己好，不想人家好，这是一样的。但更重要的是在世界历史上确实因为一个大国的崛起而导致世界大战或局部性战争，这种情况是很多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他们是有理由关注和担心，这并不是毫无道理的。但是现在的情况因为是全球化，因为是各个国家之间经济的互相依赖，所以一个国家的崛起并不见得要导致另外一个国家的衰弱，很多国际机制的出现是使双赢局面成为可能，中国正是在往这个方向努力。

　　[网民]问：请具体解释一下中国学的含义？

　　[郑永年]答：中国学的含义一般来说是两个方面：一、比较传统的含义。就是传统的“汉学”，汉学主要是研究中国的经典，四书五经等类似经典，文学、语言、文化等等。二、现在我们所知的中国学，就是在社会科学基础之上开展的那些研究，比如说以前像欧美的很多大学都有的东亚系、中国研究项目，但现在这样的情况就越来越少，现在研究中国的学者都分散在经济系、政治系、社会学系等学科。我自己所在的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就是一个典型的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问题的。

　　[lgzx]问：中国的和平崛起需要哪些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的配合？

　　[郑永年]答：我个人觉得中国的崛起的根本还是在内部条件的出现，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外部影响都是受内部因素所驱动的。从前那些帝国主义搞侵略，因为那是他们内部搞大国沙文主义、激进的民族主义，如德国、日本就是例子，以前马克思说过帝国主义就是民族主义的国际延伸。所以一方面我们需要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就是爱自己的国家，但另一方面不能盲目的搞激进的民族主义，因为现在中国强大了，中国正在崛起，对外的影响也很大，如果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太过于民族主义的话，会产生不好的负面的效果。另外一方面，中国能不能真正崛起，取决于中国自己的转型能不能顺利地进行和完成，因为我们现在还面临着非常多的问题，各个体制，如经济、社会体制都在转型，真正崛起的基础就在于制度建设。

　　[郑永年]结束语：因为时间有限，不能回答大家提出的所有问题，请谅解。这些问题我已经了解了，以后会以不同的场合，会在我的专栏里面反映出来。同时，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也可以直接发E-mail给我。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