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的话】

　　这是个向来与文字打交道的人。从做插兄起的文学青年，到险些成为三流小说家；从做媒体人起的记者编辑、专栏作家，到先后执掌N本杂志牛耳……始终与笔杆子相恋的他叫朱伟，目前的职务是《三联生活周刊》主编，而且已经干了十年。

　　十年磨一剑，这柄剑已然傲视于世；十年坐镇一新闻周刊主编，在国内朱伟还是第一人。十年，是一个纪念，《三联生活周刊》十年前在《生活周刊》的基础上创刊，目标直指“中国的《时代》周刊”。十年来周刊处处“以敏锐姿态反馈新时代、新观念、新潮流，以鲜明个性评论新热点、新人类、新生活”，高举“新”字大旗，在中国新闻类周刊新刊辈出的时代里，依旧占据新高地。

　　2004年5月21日（周五）19：00——20：00，这位叱咤中国新闻类周刊的《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应邀做客东方网嘉宾聊天室，就“新闻类周刊给国人阅读带来了什么？中国目前新闻周刊的水准、定位、特点及面临的难题”等话题与广大网友作在线交流。

　　【嘉宾亮相】

　　解放没两年，朱伟在上海出生。

　　1968年那会儿，他到黑龙江建设兵团上山下乡，并在田间道埂开始提笔小说写作。

　　1978-1983年，那个火热的日子里，他在《中国青年》杂志当记者，采访过中越反击战，后来东跑西颠到文艺部做编辑。

　　1983年—1993年，十年时间，埋首文字堆，在《人民文学》小说编辑室当编辑，编辑部副主任，如鱼得水，并在《人民文学》上陆续推出刘索拉、阿城、莫言、余华、苏童、格非等一大批作家。

　　1988—1989年在《读书》杂志撰写《最新小说一瞥》专栏，同时主编《东方纪事》杂志。

　　1993年，被自己那根古典音乐的神经驱使，到三联书店创办了《爱乐》杂志，并编著大型工具书《音乐圣经》。

　　1995年9月，任《三联生活周刊》主编，至今。

　　【聊天实录】

　　[嘉宾朱伟]开场白：上海的网友大家好，应该说我也是一个老上海，但由于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上海，现在完全是北方化了。今天东方网给我这么一次机会和大家聊天，首先要感谢上海《三联生活周刊》的读者们，以后还希望上海的老乡多支持我主编的这本《三联生活周刊》。我已经看到网友向我提了很多问题，今天的主题是关于周刊的发展，也希望广大网友继续参与，多提出一些有意思的话题。

　　

    [网友半根烟一只鞋]问：请问，现在的日报已经开始向周刊的领地扩张了，不仅仅局限于消息，而是把选题作大作深，那么时效性差的周报应该怎么发展呢？

　　[嘉宾朱伟]答：这个问题提的很有意思，其实我想周报现在在中国特别普及，和各个报纸都在办周报有关。因为周报相对价钱便宜，普通市民已经习惯了周报的价钱。周报中办得最好的就应该是《南方周末》，它对新闻的纵深挖掘已做得非常好。周刊和报纸周末版有很大的差异，原来《北京青年报》曾经认为，把报纸结合在一起就是周刊。事实上，周刊有精美的图片，这是报纸不能比及的。更重要的是周刊的写作方式和报纸是不一样的，周刊应该强调一种周刊的叙述。如果周刊自身的运作方式达到了理想效果，那么周刊应该是有很大创作空间的。

　　[网友辘轳]问：你看《瞭望东方周刊》吗？觉得怎样，点评一下，然后和你们的《三联》比较一下，可以吗？

　　[嘉宾朱伟]答：《瞭望东方周刊》从去年开始筹备，今年正式进入了市场，它的操作方式应该很接近《中国新闻周刊》，所以说他们的竞争对手是《中国新闻周刊》而不是《三联》。《三联生活周刊》希望能做成一本综合性的新闻刊物，那对于上海读者来说，可能更多的不是喜欢那种时政性的新闻报道，而是喜欢一些如《三联生活周刊》的“圆桌”、“文化艺术”报道，这个可能相对来说，《瞭望东方周刊》和《中国新闻周刊》并不能提供。我们比较多的希望强调我们自己独特的立场和角度，希望能够有一种追求周刊的叙述，这是《三联生活周刊》独特的地方。

　　[网友士大夫]问：《三联生活周刊》目前在上海的销售怎么样？觉得这么本杂志更适合大气的北京还是小资的上海或者新锐的广州？

　　[嘉宾朱伟]答：我觉得作为一个老上海人，《三联》在上海的销售让我觉得很遗憾。因为上海这么大的一个城市，尤其上海的商业化那么彻底，但是《三联》在上海的销售可能只有北京的1/10。原因可能是这个杂志太北方化，不能够满足上海读者对实用化、柔软化的需求，我曾经希望我们周刊能够适应上海的读者，也曾经让主要成员专门做上海的封面故事，但是我觉得《三联》的记者基本是被北方化了。所以，我们在上海的报道往往做得比较失败。《三联》今后可能要更加努力靠近上海的气候，因为本质上来说，上海更接近于市场。我们经常听到上海读者批评说我们谈的问题比较空，因为北京人好说大话，我们的刊物在上海的发展可能是对于这本刊物市场化特别重要的检验，我很看重上海市场。三个城市的问题：上海并不是不大气，只是思维方式不同。我们比较困扰的是我们的主题如何接近上海的口味。

　　[网友本世纪]问：那您为什么不多招收一些上海的记者，我觉得北方刊物太牛，太空，南方刊物更务实，更细腻，您觉得呢？

　　[嘉宾朱伟]答：我们也想招聘上海的记者，尤其希望上海美丽的姑娘能够到北京，但是上海的记者都不愿意离开上海到北京。上海人也有局限，有时候过于细腻，看问题过于具体。有一个观点：上海人要北方化，而不是北方人要上海化。上海人有一些比较好的潜质，到北方扩大眼界后就很有作为。但是北方人的粗犷加上上海人的细致，可能反而很不好。

　　[网友石头林]问：请问您在中国做这样的新闻类周刊最大的乐趣和挑战是什么？

　　[嘉宾朱伟]答：因为我原来一直在做文学杂志，在文学界应该说还比较专业。从90年代开始离开文学界的很大原因是社会太狭隘。当初文学界的很多朋友都觉得很可惜，觉得我对文学的许多见地对于文学界观念的更新和潮流的推进，能起很多的作用。但是我现在觉得我的选择是对的，选择《三联》的很重要原因是它具有挑战性，因为建国以后还没有像西方层面上的新闻周刊，即用周刊的语言对新闻重新叙述。更重要的是我当时想做一本面向新时代的，能够倡导一种全新的生活观念和生活规则的刊物。因为我从自己的认识出发，一个时代应该有一个时代的生活规则，现在工业时代通行的伦理道德和生活理念、规则，其实都是在工业革命初期英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从媒体上开始倡导起来的。我们从工业时代走向信息时代，生活环境所有的东西都出现变化，我们应该来探讨、思考、反思、创建一些新规则。那这样，对于我来讲，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乐趣。

    《三联》创办的过程也是这种乐趣体现的过程。记得我的朋友朱德庸当时刚开始画《涩女郎》，他在想象有那么一批人会这样生活，刚开始这些人并没有出现，他只是想象中，但是画着画着，这些人真的出现了，而且越来越多。同样，《三联》从无到有，现在有那么多的读者，很多读者都在根据“生活圆桌”讨论的一些生活规则在生活。我们的大量读者是白领阶层，白领阶层中的很多人都在和“生活圆桌”这样的栏目，一起成长。如果一本杂志能够影响一代读者，对编杂志的人可能是最欣慰的。

    其实，《三联》在他的新闻报道方面，目前做得还不够成熟，这也是许多上海读者对我们不满意的很大原因。也就是说，新闻在经过电视、广播、网络、报纸连续不断地报道以后，到了周刊报道的时候，它能不能够有一个完全新鲜的视角与叙述方式。我们希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现在还在探索过程中。比如我们刚出刊的一期封面标题是“绯闻中的女主角”，我们就作了一下尝试，这次编辑部专门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希望强调周刊的独特叙述，能和普通的新闻不一样。我相信，如果这条道路能够走通的话，上海的读者应该能增加对我们刊物的喜欢。

　　[网友白鸦]问：发觉您一直在说“周刊的叙述”，那么您心目中理想化的“周刊的叙述”是什么样的？在国内和国外有没有成功或者失败的典型例子？

　　[嘉宾朱伟]答：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其实美国《时代周刊》的叙述就特别有意思。它绝对不是报纸的叙述，它的叙述基本上都是从事件的细节出发，在新闻叙述中加入个人化，变成有血有肉有色彩的叙述，而不是报纸通行的新闻体。我以为报纸通行的新闻体是干燥的叙述。其实《三联》成长中有一些优秀的记者，比如我们的副主编苗炜，比如已经离开的，写《数字化生存》中文版译者胡泳，他们最早就得益于《时代周刊》的叙述，这也是《三联》在早期创刊时获得众多读者的重要原因。

    但是，有味道的叙述是不容易的。一个记者在掌握了材料了以后，要把这些材料变成他自己独特的有味道的叙述，是需要时间的，也需要编辑部培养的。而现在，我们最困难的是面临一个快餐化的时代。以周刊的运行来讲，我们是纯粹的“一周运行”，也就是说，一个新闻发生后，我们派记者飞到现场，他的采访时间、突破时间和成稿时间往往只有4-5天，他如果没有特别高的水准的话，将难以完成这样叙述转换的任务。

    再说一个记者从大学毕业开始进入《三联》被培养，他要成为一个成熟的能够做个人叙述的记者，怎么也需要一年的时间；而我们现在周刊的人员流动实际上也非常快。一个成熟的记者变成主笔以后，即他具备优秀的叙述能力以后，就有可能被别的媒体请过去担任主编，这样《三联》就在不断地培养新闻记者的过程中。熟悉我们的读者会发现，在《三联》工作两、三年的记者就已经成为老记者了。

    而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老记者往往被自己的定势所左右，他按照自己的定势连续地报道之后，往往容易被读者腻烦。也就是说，一本刊物如果要有特别优秀的叙述的话，需要很高的成本，包括人才培养、人才更新的成本，但这是我们努力的目标。我希望，也有这样的信心，像当年在《人民文学》培养优秀作家一样，在《三联》培养优秀的记者。现在我也能很骄傲地说，《三联》的记者在媒体记者中素质是比较高的。欢迎大家来我们的编辑部坐坐，和我们的记者交朋友，就知道我所言不虚。

　　[网友赶快了解]问：目前似乎不少周刊文章叙述中，要么是闲侃要么是调研，要么贫要么专，以避开网络对信息处理的海量和报纸对信息处理的便利。

　　[嘉宾朱伟]答：这实际上是信息化时代的一个困境。信息化时代的困境意味着两点：第一是信息泛滥造成人们对信息的腻烦。一个新闻事件发生以后，各个媒体蜂拥而上，材料就这么多，往往大多数记者又不屑于再去做艰苦的深入，于是他只能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空洞的作秀，二是貌似高深。其实新闻本身的魅力在于他本身事实的丰富性。我刚才说《时代周刊》的叙述之所以好，但是成本也很高。一个报道可能是前方10-20个记者从不同角度所做的采访，他们的原生态信息到后方变为有味道的叙述。如果没有原生态的材料，你有再好的文字，也变不成好的叙述。所以，现在所谓叙述空洞的问题，还是在于记者不能深入去做采访，或者说记者在原有的思维方式下面，看到的都是大而空的东西，没有对细节的敏锐性。我刚才说的那个封面故事，之所以写得有味道，首先还在于它有精彩的细节，比如张铁林说：“我处理事情处理得不好，对社会造成了污染。”，这样的细节怎么叙述都会有味道。

　　[网友小蝴蝶]问：你对上海的媒体怎么看？上海的媒体是否比北京的沉闷？比如说上海的《新民周刊》你觉得怎样？还有其他的上海媒体，报纸啊，电视啊，你平时看吗？

　　[嘉宾朱伟]答：上海的媒体，我作为一个老上海人，曾经和上海的同行朋友讨论过，我对上海媒体的现状有点遗憾。因为在80年代之前，包括80年代，其实上海的媒体是领媒体潮流的。无论是哪一类型的媒体，上海都比外地做得好，很好看，丰富的细节很多。但是我注意到，现在上海的媒体，包括《新民晚报》在内，都越来越北方化了，可能觉得那些豆腐块没有分量，所以都去追求北方化的大报道，大叙述。

    上海其实原来是一个市民城市，上海的市民化在文化上是特别有价值的，但是上海的媒体现在市民化的气息在自我否定。现在上海比较多地走向两个方面，一个是在北方媒体后面抓一些重大新闻，但是尖锐程度不如外地，另一方面，上海很多白领读者都沉浸在小资情调或者是表面的洋化气息里头。但是我觉得遗憾的是，这些小资情调往往和30年代的上海小资情调有很大的差别，也和别的城市的小资情调差别不大。所以，我觉得上海媒体的遗憾就是丢失了它的市民化和丰富性。

    今年，《新民晚报》要改刊，曾经派了一个很大的访问团到北京。我觉得《新民晚报》真是特别可惜，因为在80年代初，就是北方人也愿意看《新民晚报》，因为新民的文章是最多的，而现在全国各地的晚报，躺在床上看的感觉，家长里短，其实都充满了魅力。所以我觉得上海的媒体应该要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型。上海的市场化、商业化最彻底，上海媒体最容易从大一统的政治意识形态化里头分裂出来，满足各类读者对丰富信息的需求。北方的媒体其实应该像老上海媒体办刊的方向去学习，而不应该越来越北方化。因为北方是粗糙文化，而不是精致文化。我以为，将来的文化中心有可能转向上海。

　　[网友必须说]问：您自己平时最多的阅读主要集中在书籍还是报纸？这个问题挺难回答哦。

　　[嘉宾朱伟]答：我的阅读主要还是兴趣所至，我个人的好处是有比较多的各种各样的兴趣。我觉得一个人最基本的素质应该是能够有广泛的兴趣，有广泛的热情，这也同样是对某一种东西不那么专精，用谈恋爱的说话，就是有点“水性扬花”。我现在的阅读时间很少，因为除了负责《三联》的工作以外，还负责《三联》四本杂志的经营，我一年要完成几百万的利润指标，那我的阅读的时间一天大约在2个小时左右。

    我的阅读基本上还是读书，会在一周里头希望能够读两本书。为了逼迫自己读书，这个读书往往和我在《三联》写的专栏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写专栏而逼迫自己读书，这样就可以把读书变成有用的东西。因为我自己的体会，读书如果不是有用地去读，它往往读了就扔了，不能成为积累。书，实际上要在使用中间才有价值，在使用中，会增加你的阅历，开阔你的视野。

    同时，我逼迫着自己，这一周和下一周能够拉开距离，这一周读古书，下一周读思想方面的书，就逼迫着自己去接受新的东西，逼迫着自己去杂交。我觉得只有通过不断的杂交，一个人才能对生活，有特别敏锐的判断力，才能够在日常生活中间，有比较宽的谈资，才能让日常生活过得有趣味一些。许多年轻朋友在聊天当中，觉得可聊的东西不多，主要还是因为你的积累的东西太少。读哲学书的人可能就成了一个学者，读古书的人更加无法接近。只有各种各样的书，掺杂着读，才能使你这个人比较丰富。这个世界的丰富多采是由你自身的丰富来反映出来的。如果你自身比较单调，这个世界就只有一种颜色，你亲近的人也会觉得你乏味。

　　[网友山豆根]问：为什么周刊记者流动那么快，您觉得没留住人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待遇？情感？发展？

　　[嘉宾朱伟]答：周刊记者流动多的问题，我觉得是因为现在的年轻人都太急功近利。大家都希望趁着自己最有才华，最有能力的时候，能够挣最多的钱，能够获得最大的空间，于是大家都不屑于花很大的力气去做积累。其实三联记者的收入应该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们记者的平均年薪大约8-10万，但是挣到了8万，还想挣16万。所以大家都在流动之中，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刊物也希望记者队伍能够迅速地更新。我刚才说过，一个记者的叙述方式时间长了，读者太熟悉了，就要把它抛弃。过去我在办文学刊物的时候，说一个作家各领风骚两三年，其实现在做新闻刊物的记者，更新率比作家可能还要快得多。这其实都是这个社会很可悲的方面。

    其实依我看，一个人要想把文章写好，没有比较长时间的积累，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在社会这样的浮躁，往往难以培养出真正能够成为大记者的人才，三联有许多记者离开的时候，我都觉得很伤感，因为凭着我对记者培养的能力，我觉得都能够把他们培养成大记者。在他们走的时候，我都会说，你们不要以为你们翅膀硬了，其实你们飞不多远就可能会掉下来。但是他们还是一次次地要飞，因为这个世界感性诱惑太多。事实证明，离开周刊的人都有很好的潜质，但是离开之后，他们的成长性都不太够。我始终认为，你要有七分八分的积累，才能够吐出一分的成果，如果你吐出永远比积累地要快，那最后就会成为一个空壳。而所有单位的老板都是把你变成空壳之后就把你抛弃了。

　　[网友许多飞]问：您经常培养人，而且培养了不少，从作家到记者，您觉得培养最关键的是什么？最需要培养什么？

　　[嘉宾朱伟]说：我最骄傲的是，我是一个好编辑，就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一个好的编辑，他的能力就是能否培养一流的记者。我值得骄傲的是在《人民文学》工作时，培养出来许多一流的作家。有人说《三联》是一个“黄浦军校”，它也培养出许多优秀的记者。我认为培养人有最关键三点，一是这个人值得不值得培养，我过去说过，我只培养一流作家，二流三流作家不在我的视野之内。这是培养人的基础，就是你要看到他值得不值得被培养；第二，你发觉他是可培养的，那就要把他身上的潜质挖掘出来，他的潜质一定是区别于别人的地方；第三，你要对他提出具体的建议，让他不断地解决自己往前走的问题，比如说怎样去结构文章，怎样挖掘自己，怎样用自己的方式去叙述。我想就是从《三联》目前发现的专栏作家，最早的王小波，现在的沈宏非，包括上海的小宝，相对来说，是专栏作家中最好的。当然，培养人，关键的是被培养人和培养人的人之间能否互动，如果两人不能互动的话，培养的任务还是完不成。
　　
　　[主持人]说：非常感谢朱伟老师，今天的聊天可谓收益匪浅，再次感谢朱老师和广大网友的参与……

　　[嘉宾朱伟]结束语：我想今天的一小时过得非常快，很遗憾，时间很有限，其实我希望在网上和读者，和对我有一定感情的朋友们，能够有更多的交流时间。因为时间关系，很多问题还没回答。希望大家多多谅解。希望东方网能够今后我每次回上海来的时候，提供这样的机会。也希望朋友们今后去北京，给我打电话，和我聊天。最后，谢谢大家，谢谢东方网给我一个机会。